当数字技术、人工智能深度介入设计生产、创作与决策，当“生成”取代部分“创作”，当代码与算法成为新的设计媒介，“新设计”时代已经到来。近日，著名设计史学者、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杭间在“人文清华讲坛”上揭示了“新设计”的核心特点与时代价值。以下是演讲主要内容。
著名设计史学者、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杭间。（资料图片）
『技术、艺术与人的生活』
在多数人的认知中，艺术史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成熟学科，而设计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确立，其历史非常短暂。放眼世界，设计史真正从艺术史的母体中脱胎并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学术组织——比如世界上第一个设计史学会即英国设计史学会——还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。因此，这门学科的发展至今还不足60年。
我将设计史最为核心的三大要素提炼为：技术、艺术与人的生活。这三大要素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设计史中的“设计”，既有理性的技术支撑，又有感性的艺术介入，最终落脚于人的日常生存。
在厘清了这一基本逻辑后，我们再来俯瞰历史长河。在文明的晨曦期，先民通过水、土、火的综合应用创造了陶器，并在与自然界的抗争中逐渐建立起一套维系人类存续的生活系统。在那个时代，设计为我们积淀下来的是贯穿于衣、食、住、行、用等各个环节的生存知识。而随着文明的不断向前推进，特别是在中国的汉、唐、宋时期，传统的工艺美术攀登至极高的巅峰。从宏观的设计史来看，这一时期的造物已经跨越了生存知识的初级阶段，全面进入了生活常识的成熟期。设计中的各项要素已然形成了一种完美的自洽，这种“诗意的安居”内化为当时社会普遍遵循的经验与常识。
然而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当下，作为一名研究者，我强烈地感到，那种延续了千百年的从生存知识到生活常识的演进逻辑，正在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突变。这种突变，正在以惊人的力量颠覆我们对设计的传统认知，并引领我们走向一个超越过往所有阶段的新纪元——“新设计”时代。
AI制图
『“新设计”的诞生』
2017年，我参加了“中国设计智造大奖”的评审工作。该奖项创立于2015年，被誉为“中国工业设计奥斯卡”。在这一年的评审中，一件名为“小黑侠”的中国本土公司的设计作品脱颖而出，摘得了百万大奖。这件作品的形态极其轻巧——它是一架折叠后犹如书本大小的便携式无人机。这件看似并不复杂的作品深深打动了所有中外评委。
评委会撰写的颁奖词这样写道：“这件美好的作品，彻底改变了机器记录人类生活的方式。”在它诞生之前，普通人的出游记录最多只能依靠自拍杆。然而，自拍杆无论怎样延伸，终究有所局限。而“小黑侠”的出现，打破了这种单向的、被动的物理连接。它可以通过连接手机APP实现对人的智能跟随与遥控，并在拍摄后直接进行云端编辑。这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工具，而是一个具备初步自主交互能力的系统。
事实上，今天我们看到，无人机的设计和应用进一步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除了无人机，3D打印技术的飞跃同样是颠覆造物传统的绝佳例证。今天的3D打印已经突破了单一材料的限制，横跨了无数个不同的专业领域。从宏大的建筑实体，到精密的日常器物，再到现代医学领域中那些深入人体的细微的器官零件，3D打印都在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。这种基于数字模型的生产方式，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构造模式。
再来说说智能手机。在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里，有一个橱窗展示了手机的变迁：这个橱窗的一面，陈列着一部现代的智能手机；而在橱窗的另一面，则堆放着一大堆我们用过的设备——电话、照相机、打印机、记事本等。今天，智能手机内部承载的无数个APP，早已超越了传统的手机功能。实际上，智能手机已经是一个信息处理和工作实施的“超级终端”。
过去我们只能在科幻小说或科幻电影中才能看见的未来场景，正在加速跃入现实。从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机器人矩阵表演，到越来越多形态各异的机器人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，这种人机共存的关系正在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常态。
从无人机、3D打印到智能终端、机器人，站在设计史的视野去审视，我们可以说：“新设计”时代已经全面到来了！
2025世界设计之都大会现场。（海沙尔摄）
『“新设计”的核心特点』
作为时代前沿的“新设计”，究竟具备了哪些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核心特点呢？
第一，从创作主体来看。在传统造物时代，设计的主体是凭借经验与手艺劳作的手艺人；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后，主体演变成了我们熟知的专业设计师；到了现代工业社会后期，主体的形态变成了“设计师+”，也就是设计师通过跨界，引入社会各界不同的力量来进行协同设计。到了“新设计”时代，创作主体已经不可逆转地演变成了“设计师+通用AI+万物”。
第二，从技术基础来看。纵观设计史，从传统时代依托于手工工具和简单器械的纯手工劳动，发展到现代工业社会基于流水线与自动化的工业生产，如今更是全面迈入了基于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的算法驱动、数字生产和虚拟产品构建的新纪元。
第三，从组织方式来看。从早期的个体劳作，到现代以设计师为主导的团队合作，再到跨越产业与社会管理维度的共同协作，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种全新的“互联网工厂”和“云管理”的系统生产模式。
第四，从作品形态来看。过去的手工设计往往是单件的、具有独立审美价值且可以由创作者个人署名命名的实体物件。现代设计将其拓展为“艺术+功能”，随后又延展为“艺术+产品+系统+社会服务”的综合系统。而今天，“新设计”的作品形态已经彻底打破了物质的边界，它是实物与虚拟的交织，是线上与线下的无缝互联，甚至在某些高维度的创新上，它本身就是一种非物质的思维。比如，“中国设计智造大奖”最近评出的百万大奖作品，就是一套基于云的社会管理系统，其实质已脱离了传统的产品形态，上升为一种纯粹的思维建构方式。
『两种设计领袖』
如果我们展开设计史的坐标系，可以清晰地看到两种截然不同但又遥相呼应的历史领袖。
第一种领袖是经典设计的奠基者与先驱，也就是在“新设计”时代到来之前那些塑造了现代生活面貌的伟大灵魂。
在现代主义设计的众多著名领袖中，不得不提到英国的威廉·莫里斯。自工业革命以后，机器生产所带来的那种过于绝对的理性，以及毫无差异的标准化流水线生产，冲击了人类传统的情感需求。威廉·莫里斯和他所发起的“工艺美术运动”，就是这种历史反抗的一个典型、浪漫的代表。他鲜明地强调要回归手工，要用手艺人那种温暖的、不可复制的人性，用充满诚意的艺术化处理方式去坚决抵抗工业制品那种过于理智、过于冰冷的面貌。
紧随莫里斯之后、将现代设计推向巅峰的是大名鼎鼎的包豪斯。包豪斯是1919年在德国魏玛创立的一所设计学院，也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现代主义设计运动，其核心主张是“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”，强调功能主义与简约设计，奠定了现代工业设计和建筑教育的基础。
与此同时，在建筑领域，现代建筑运动的核心人物、法国建筑师勒·柯布西耶正是利用钢筋水泥等现代工业材料，创造出了我们今天极其熟悉的现代建筑样貌，极大地拓展了现代主义建筑的空间概念。
回过头来看这第一种历史领袖，可以作一个简单的概括：在20世纪大工业迅猛发展的激荡过程中，由于机器的冷酷与人的感性生活之间严重的不适应，从而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经典设计的先驱。他们所有的工作，基本上都是从功能性出发，试图通过艺术的手段去改造大工业生产制品的局限，进而解决社会问题，大力推进社会的进步。他们是经典设计时代的英雄。
与他们遥相呼应的第二种历史领袖则是“新设计”时代的代表人物，他们是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、埃隆·马斯克、“ChatGPT之父”萨姆·奥尔特曼。当我提到这些名字时，可能大家会感到疑惑：他们真的是设计师吗？是的，如果站在设计史的演进角度，站在造物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立场上来看，我坚定地认为，他们不仅是设计师，而且是开启了全新纪元的“超级设计师”。
当我们审视华为近年来推出的新产品，无论是华为参与研发的问界汽车，还是华为智能手机，抑或是鸿蒙系统，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新系统。同样，埃隆·马斯克和萨姆·奥尔特曼都在不断驱动产生颠覆性的新产品，这些产品之间正在建立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关系和新价值。这种关系，已经不再像过去包豪斯时代那样，仅仅去体现某种有具体指向的、单一的功能性和社会问题的解决，而是一种极其宏大的系统方法和价值载体。
这正是“新设计”领袖与经典设计先驱在创新逻辑上的根本分野。在经典设计时代，很多创新的发生都是从真实的生活角度出发，一步一步去细心观察，敏锐地发现日常生活中存在的难题或者痛点，然后再想出具体的办法、设计出具体的物品去解决。然而，历史推进到了“新设计”时代，这些新领袖们已经远远地跑在了整个社会真实生活需求的前面。他们不是在解决现有的生活问题，而是在提前构建未来的生活范式；他们不是在满足大众的常识需求，而是在超前定义下一代人类的生存目标。
『设计学门类的交叉融合』
最近有一些高校要“砍掉”设计专业。实际上，“砍掉”这个词被夸大了，那些校长们的原话并非“砍掉”，而是调整和整合。
为什么需要调整和整合？看看今天的摄影、新媒体以及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这样的数字创作就会明白，当传统媒介和生产方式被AI和数字系统全面重构时，高校传统的培养方式已无法匹配当下的就业与市场需求。高校的举措证明了，设计已经大步向前奔跑，超越了原来经典设计的基本概念。
需要强调的是，“新设计”虽不可阻挡，但并不意味着经典设计（如工艺美术、室内设计、服装设计等专业）会消亡。新旧设计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互补与共存，以解决绝大多数普通人在不同生活状态下的基本问题。因此，面对专业的调整，我们不要焦虑，而要回归理性判断，深刻理解“新设计”的特质。
在当代，“新设计”经历了与经典设计不同的深刻重构：从早年参与技术研发，到搭建跨学科沟通桥梁，再到系统的协同与整合。从提供单一功能，转变为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，关注全链条的社会、经济、环境与伦理，去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。尤其重要的是，今天的设计已经成为决策的参与者。设计不再依附于艺术，也不再局限于服务制造业，而是进入了政策、科技与商业的决策层面。
这种变革在世界设计组织中有着清晰的变化印记。2005年，ICSID还叫“世界工业设计组织”，其对设计的定义是“一种创造活动，其目的是确立产品多向度的品质、过程、服务及其整个生命周期系统”。但10年以后，它改名为“世界设计组织”，对设计也有了重新定义：“设计是将创新、技术、商业、研究以及消费者紧密联系在一起，通过其输出物对社会、经济、环境及伦理方面做出回应”。
在国内，2022版国家学科目录的调整颇具代表性。在14个门类的“交叉学科”中新增了一级学科“设计学”，明确可同时授予工学和艺术学学位。目前全国的院校约80%的设计专业仍偏向艺术类别，只有约20%属于交叉学科。但自新目录颁布后，走向交叉融合已是必然趋势。这种学科体制与人才培养方式的改革，恰恰印证了设计正在从“艺术依附”走向“系统整合”。
『重归人的主体性』
回顾设计史，经典的“好设计”都强调设计要为普通人服务，设计应当是朴素的、廉价的、耐用的，核心是我们常说的“设计以人为本”。
然而，在现代商业的推动下，资本并不希望产品过于耐用，而是希望它快速地更新换代。这种技术狂飙带来的隐忧，在今天的人工智能领域尤为凸显。实际上，技术无限推进的逻辑，已经形成了一种类似于“技术帝国主义”的强权趋势。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算法对我们普通人的控制。当我们欲罢不能、熬夜刷屏时，当所有的内容生产都变成算法系统对你构建的信息茧房时，我们都能深刻领会到这种隐形的控制。
那么，我们该怎样找回人的主体性呢？这就引出了关于AI的法治与伦理问题。从科学的角度看，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逻辑一定是理性的，否则它无法实现技术目标。但是，这种科学上的理性是否一定“正确”？逻辑在形成产品系统后，对人类社会而言就一定是对的吗？作为普通使用者和设计师，我们该如何去信任这些计算机逻辑？又该如何去建立一种好的理性判断力？这也是我们在“新设计”时代必须要共同面对的挑战。
在这个技术狂飙的时代，我想要重提“审美”，因为至少在现阶段，AI不可能做到像人一样审美。20世纪80年代的“美学热”，宗白华、朱光潜、李泽厚等一批美学家，让我们在那个年代对人、美与社会形成了非常深刻的感知。但在今天，我们看到大量被商业化使用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，无论是舞台背景还是视频，往往都充斥着缺乏美感、令人眩晕的奇观。因此，真正的审美感知是语言模型无法轻易通过数据学到的。
我认为，美学是我们维护人的主体性的有力依托。我希望“新设计”要回到艺术和审美的感知上来。人的审美判断力将成为破除单一逻辑理性的关键，是我们确立边界、建立与新技术之间关系的核心所在。
最后总结一下，从设计史的角度看，过去的经典设计关注生存知识，后来走向生活常识；而在“新设计”时代，我们需要回到人的主体性，回到确立人的生命价值上来。技术之新、观念之新、生活之新与组织之新的交织，意味着“新设计”将呈现一种“永远之新”的常态。但正是在这让人目眩神迷的“永远之新”面前，我们更加需要坚守那颗“永远之心”——也就是对人的核心价值的捍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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